征服高原病

　　高钰琪，第三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主任。脸色有点高原红，说话慢条斯理，为人随和可亲。这位生在平原、长在平原的军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个淳朴的高原汉子，因为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高原军事医学。

　　26年来，他平均每年两次上高原，至少两个月在高原度过，总行程两万公里，服务官兵两万余人次。驻扎在高原的官兵因为他和团队的努力，几乎再没有人因为高原病而牺牲。

　　2006年，由他牵头，联合军内外多家单位开展大协作、大攻关完成的“高原病的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高钰琪感慨地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几代高原军事医学人心血的结晶，是所有投身高原医学研究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2010年12月30日，高钰琪被评为总后勤部“科技金星”。这个奖项，他当之无愧！

　　“我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最初的高钰琪和普通人一样对高原病没有任何概念。1983年，他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被分到第三军医大学工作。当时，第三军医大学刚刚组建了一个高原医学研究室，高钰琪“稀里糊涂地被分到了这个研究室”。之前，他学的是临床医学，对高原病没什么了解，只是跟在老师、着名高原病专家孙秉庸身后亦步亦趋地学习高原病的基础理论。看着年过花甲的老师在低压舱里埋头苦干，他第一次产生了感动。

　　1985年，他第一次跟着老师踏上高原，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高原病患者：有些年轻力壮的患者白天还在抢救，晚上再去看，就只剩一张空床。一位军人的孩子已经3岁还没有见过爸爸，妈妈为了让孩子早一点见到爸爸，带着他上高原探亲。没想到孩子刚到拉萨就患上急性高原病，匆匆赶到医院的爸爸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离去。抱着孩子久久不愿松开的父亲，默默地用乞求的眼神望着听说是专门研究高原病的专家们……高钰琪惊慌地避开了目光的交汇，闪躲到一边。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无能。”时隔多年，高钰琪这样说道。

　　课题调研结束，回到重庆。充满愧疚的他在心中悄悄播下一粒种子：“我终于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了。”

　　他的心从此留在了高原。

　　1990年，高钰琪跟着施工部队登上海拔5120米的喀喇昆仑山。尽管他每到宿营地都要提醒战士们少运动、多休息，但年轻的士兵却总是较劲，比谁的帐篷搭得漂亮，捡来石子在帐篷外的国旗下拼成“报效祖国”4个大字。一名班长脸都成了酱紫色，病怏怏地走在风中似乎都要被刮走了。高钰琪建议领导让他下山修养，这名班长却“腾”地又站稳了，冲着大家嚷道：“让我下去，笑话！”

　　“站着，我们顶着高原的天；倒下，我们化作高原的土。”一群十八九岁的战士欢呼着应道。

　　闻此，高钰琪顿时泪流满面。从此，“站着，我们顶着高原的天；倒下，我们化作高原的土”成为他的座右铭。

　　对高原有激动，有感动，更要有行动

　　在堪称世界奇迹的青藏铁路工程建设中，近20万建设者为修建青藏铁路奋战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但没有一人因为高原病死亡。他们的高原病医学研究成果不但在部队高原病防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在青藏铁路建设大军的卫勤保障中得到应用。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学科，几经波折，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不能尽如人意。这门学科实践性很强，要经常上高原，非常辛苦。特别是限于国内外治疗理念不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借鉴，一切要自力更生。

　　有一段时间高钰琪到国外进修，回国时，许多实验室和企业争相邀请他，并给出不菲的报酬，最重要的是不用上高原。

　　“正当我退缩时，眼前突然浮现出战士用鹅卵石在帐篷外摆出的‘报效祖国’几个大字……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他说，“高原军事医学人对高原有激动，有感动，但不能没有行动。”

　　要征服高原病，就得找出病因。“高原病归根结底是由缺氧造成的，这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领域，是临床的共性问题。”高钰琪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高原病的研究可以军民两用，不仅可以保障军队，还可以广泛用于临床医疗和航空、航天等领域。

　　2006年，由他领衔，联合军内外多家单位开展大协作、大攻关“高原病的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研究”成果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由于这项研究在国内是空白，国外也很少有论文见诸期刊，评审组专家对此心存疑虑。于是，有关部门组织部分专家到3700米以上的高原走了一趟，从边防哨所到青藏铁路工地，从拉萨大医院到基层卫生队。下来后，曾经质疑的专家握着高钰琪的手折服地说：“如果先看现场，我们会对你们的成果给予更高的评价。”

　　这项研究成果系统阐明了高原肺水肿、高原脑水肿和高原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发病机制，提出了一整套关于高原疾病的有效防治措施。目前，已有30多家高原地区军地医院和部分高原重点建设项目运用该项成果，成功救治了10余万例高原病患者，使我国的急性重症高原病发病率由15.6%降低到1%以下，病死率由37%降低到0.5%以下，现场救治居国际领先水平。

　　“为攻克高原病，我们愿付出所有”

　　去年玉树地震期间，高钰琪和学校高原病防治专家组成功救治军地高原疾病、高原反应患者1324人，重症30余人，发放高原病防治手册及宣传挂图10000册。他带领的专家组被誉为高原医学救援的“国家队”。

　　多年来，高钰琪先后55余次踏上海拔3700米以上的高原现场做研究，足迹几乎遍布了每一个挑战生存极限的高海拔哨所。对于长期生活在平原的他来说，每一次踏上5000米以上的高原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呼吸困难、头痛、呕吐、失眠。

　　在平均海拔只有200多米的重庆市区，他往返“高原”的次数更是不计其数：进入低压舱，在低温低压环境下做试验搞科研。随着气体慢慢被抽出去，舱内的温度越来越低，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半个小时就到了四五千米，零下二三十度”。这样每天一趟“青藏高原”的来回，往往要持续十天半个月。多年来，他一直是在低压舱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长期身处高原环境，高钰琪的身体受到了极大损害：谢顶、高血压、大脑供血不足，严重时还得住院治疗。

　　他经常借用美军手册的一句话：军医对高原是没有免疫力的。每一次上高原，他都会为课题组的同事们多买几份保险，因为每次去都有回不来的可能。一次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他高血压突发，收缩压飙升到190，头疼欲裂，但还是从病床上爬起来。他说：“课题需要，研究需要，该上还得上。”

　　高钰琪常常对新入门的学生说：“做高原军事医学必须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高原精神。对高原的感情坚持不下来，还不如在实验室弄弄动物细胞再发发论文。”

　　让他欣慰的是，“去高原实验，没有补助，有的都是危险。但高原军事医学系没有一个人因为有危险而不去，反而争先恐后，每个人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我能在高原病这个领域里取得一点成就，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

　　“这些年，在高原上，我们谁都有泪流满面的经历。看着高原官兵，觉得心灵也得到了净化。”高钰琪说，“为了攻克高原病，我们愿意付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