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西化”到中医“化西

　　中医学要发展，既需要中国文化复兴、自强的大背景支持，更需要中医学优势的自我张扬和支撑，其中也包括变“西化”为“化西”这种符合文化特征的主人姿态、凛然大气。立正必须矫往，而矫往的关键是抓准问题的症结。

　　近年来，中医“西化”问题一直是中医界热议的话题。什么是“西化”?如何认识“西化”?至今没有定论也无法定论。这是因为，“化”的确是存在着的现象，“化”又的确有不可排除的因素，围绕二者间的仁智之见自然也就各有其说、各得其说了。思考这一问题的方法很多，或许文化思考的方法有助于二者之间的沟通，找到二者间比较接近的链接语。

　　“化”与中医

　　何谓化?《说文》的解释是：“化，教行也。“化”的主题是变化，是所有学科进展历史中的必须与必然，中医学也不例外。在变中创新、化中进步，始终左右着中医学发展的方向。不过，“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任何学科的“化”，都必须符合自身的发展规律。“化”的前提、“化”的方式和“化”的结果，是人们谈变说化的先觉前提。

　　从本质上看，中医学是“化”的产物，它是从生活中进化而来、升华而来。这种“化”，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由无序到有序的脱胎换骨和不断再造、不断发展，最终才形成了实用的、系统的、完整的，并且始终处于动态中或明或暗地“化”着的科学。

　　打开中国医学史，到处都是中医“化”的实例。扁鹊随俗为变，这里，“随”是“化”的形式。隋唐时期，天竺和西域医方书十余种传入我国，这里，“传”是“化”的形式，溶异入我，化异为我，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随着欧洲教徒把大量西方文化输入我国，清代医家王清任的行为在客观上与西学东渐的影响是有割不断联系的。这里，“学”是“化”的形式，实体思辨对阴阳思辨的验证和补充，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从“西化”到“化西”

　　科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中西医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西医逐渐反客为主，成为我国的主体医学，中医的正常“化”开始向“西化”扭曲。这种“化”成为中医失去自身规律的潜台词：中医的名被屈化了、理被误化了、人被趋化了、阵地被异化了。一句话，中医不仅逐渐失去了在“正统”医学圈内的话语权，而且在痛苦挣扎中慢慢缩小着“自我”。

　　究其因，一缘于外强，科学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西医如影随形而来，势如破竹;二因于内弱，分析方法的崛起带来的人文教育、人文意识的弱化越来越凸显起来，成为导致现代以来文化发展中人文资源积累和建设性不足的重要原因。这种“化”法，严重影响了中医学发展的进程，也让中医人感到不解、忧虑和气愤。

　　历史给一向自恋的中医人的这一掌也打得太过猛烈了些，阵痛中给中医人带来的反思、教训和觉醒是刻骨铭心的。在中西方文化并不对等，并且医学界依然为西方中心主义所支配的今天，对西医的批判更应恰当地理解为中医文化自觉的前提。中医反“西化”的呼喊，乃至多种抵抗行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被逼出来的。

　　中医学要发展，既需要中国文化复兴、自强的大背景支持，更需要中医学优势的自我张扬和支撑，其中也包括变“西化”为“化西”这种符合文化特征的主人姿态、凛然大气。立正必须矫往，而矫往的关键是抓准问题的症结。在对待“西化”的问题上，中医人需要进行一番冷静、耐心的“辨证”，极端是走不得的，不能把西医的正常融入也一概武断视为“西化”。盲目崇拜西医、用西医系统取代中医不可取，对西医避之莫远、讳之莫深亦不可取。

　　不顾中医的学科特点，完全用西医的思维、模式看待中医、评判中医、改造中医，是违背东方文化特质和中国国情、民情的霸道，属于非正常的“化”，不能以此作为挤兑和排斥中医的托辞。中医在坚持本学科之长的基础上，学习西医之长、融化包括西医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手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属于“化”的正常范围，不能以此作为中医固步自封的理由和借口。对于正常的“化”，不惟不惧怕，而且是应当持欢迎态度的。

　　中医要大大方方地、虚心地向西医学习。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人之德矣，业之幸也!对于非正常的“化”，要理直气壮地表明态度、辨明是非，拨乱反正，用真诚、平等、以理服人的态度争取和维护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扬我国学，卫我国医，人之责矣，业之兴也!面对正常的“化”，躲躲闪闪，其实于事无补;面对非正常的“化”，牢骚满腹，实乃郁闷自残;对于一时说不清的“化”，一概排斥，亦非明智之举。“智不甚相远，苟积学也，理无不可相及，顽固老辈之蔑视外国，与轻薄少年之蔑视本国，其误缪正相等。质而言之，弊在不学而已。”发展中医，不是医学的一个流派对另一个流派的反抗和复辟，而是使相异的医学传统在交流中共同推动整个人类医学的进步。面对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我们既不能做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也不需成为外来文化的附庸之徒。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应该正确处理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关系，建立和谐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