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石粉尘肺的危害与防治监管

　　2亿劳动者之病痛

　　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有的地方出现了“尘肺村”、“中毒村”

　　丽丽是2005年3月25日被母亲送到瑞金医院的，这时她刚刚过完14岁生日。正在值班的皮肤科医生施若非见到她的时候，丽丽全身已经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点，用手撑开她重重的眼睑，看到的是泛黄的白眼球。口腔里，嘴角、眼角，也有零散的溃烂。

　　丽丽妈妈说，“我弟媳和我姐姐架着她来到瑞金医院的时候，她浑身都是疙瘩，脸上也是，还开始掉皮，把人家都吓坏了。”

　　化验报告出来了:血压偏低，心率偏高，谷丙转氨酶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水平的几十倍，小便中的红细胞就4个“+”号……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感染迹象，并且丽丽的肝肾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丽丽的细菌检测和病毒指标都是正常的。

　　值班医生马上做初步的治疗，“吊了好多盐水，用了好多冰块，但还是不行。”

　　到了第三天，丽丽的病情未见好转，而和她一起工作的小燕子也病倒了。于是大人们也把她送到了瑞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皮肤科医生施若非一看，她和丽丽两个人的眼睛一样黄，问，她们两个怎么黄得一模一样。“当时我说，‘她们两个是一起工作的’，她们是一天进厂的，都是我介绍进去的。”丽丽母亲回忆说。

　　进厂才20多天，就得了职业病

　　晚上7点的时候，上海职业病院中毒科主任孙道远来到了瑞金医院。

　　孙医生看到丽丽和燕子的情况，就问，用没用过“三氯乙烯”。丽丽妈妈说，她们厂里用“三氯乙烯”清洗汽车配件。

　　三氯乙烯是目前常用的有机溶剂之一，广泛用于电子、五金、电镀、印刷等行业，主要用途是金属表面的去污、脱脂、清洁。它可能对接触者造成肝脏、肾脏损害，也有可能造成中枢和末梢神经系统、心脏、皮肤等损害，死亡率一般为5%-10%，严重的皮肤、肝肾损害合并症死亡率在50%以上。

　　施医生说，以前在上海出现过一次三氯乙烯中毒的报道，但是并不多见。这种中毒在广东出现得比较多，已经有死亡的报道。

　　孙道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首先排除了药疹和传染性肝炎的可能，问了她们两个的职业史后，确定她们是间接接触三氯乙烯引起了变态反应。”

　　变态反应是一种过敏反应，反应的大小和个人的体质有关，和接触的剂量没有明确关系。孙医生说，这个冲压车间里有人清洗零件，有人冲压，但是三氯乙烯挥发特别快，整个车间里都弥漫着三氯乙烯气体，如果车间的吸排风系统健全，阻断三氯乙烯和其他人接触的话，中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丽丽妈妈说，她们进厂一共才20多天，而且她们两个不是清洗工，只是在清洗工清洗好的零件上打洞，不过她们都没戴手套。

　　年龄比较大的清洗工都没有发病，反而是清洗后一道工序上的丽丽和燕子发病了。施医生说，并不是每个接触三氯乙烯的人都发病，这和接触者的体质有关。而且，三氯乙烯发病的年龄，在17、18岁的特别多。

　　中国受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

　　丽丽只是中国为数众多的职业病受害者的普通一例。

　　2005年4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10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上，卫生部的相关负责人指出:我国的职业病形势十分严峻，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

　　在此之前的3月16日，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说，自上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已累计报告尘肺病人58万多例，其中死亡14万多例，现有尘肺病人44万多例，每年新增尘肺病例约1万例。全国每年报告的职业中毒和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人近3万例，报告中毒死亡数约1500例。有的地方职业病危害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现“尘肺村”、“中毒村”。

　　职业病危害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蒋作君强调，出现这些问题的首要原因，就是一些用人单位无视《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没有切实履行法定的职业病防治责任，没有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卫生服务，劳动用工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全面落实，劳动者的健康权益得不到保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教授说，劳动保护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将影响就业和社会的稳定。

　　他认为，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频繁的矿难事故，是劳动保护法律和管理规定实施不力的典型例子，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政府管理能力的问题，更涉及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利益博弈问题，涉及法律执行中的相关监督等问题。

　　许多悲剧本来都可以避免

　　中国《职业卫生防治法》于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上海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王耀祖认为这是中国最完备的一部法律。如果它能够得到全面贯彻的话，许多中毒事件、许多尘肺、许多放射性损伤都是可以避免的。

　　“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而政府重视的是创造投资环境，忽视了劳动者的健康。引进的许多东西都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以前有毒化学药品上还画一个骷髅头作为警示说明，但是他们什么都不写，直到出了问题防疫站才去查。”王耀祖说，“职业病从健康上害了好几代人。”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何丽华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目前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化工原料投入使用，企业从雇人开始就应该要求体检，检查是否有禁忌症，如果是过敏性体质就不能接触有毒化学品，如果是耳朵有问题就不能接触噪声，而这在很多中小企业中从管理上根本做不到，更严重的是，他们对工人也没有任何防护。

　　“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他们流动性大，经常去修路、开矿，很容易产生速发性矽肺，他们跟用工单位又没有劳务合同，有时得了病就不干了，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何丽华教授说。

　　“很多民营企业都是作坊式的手工作业，即便我们举报了，等到卫监去查的时候已经没了。农民工生病尤其得不到保障，一般不给他们体检，如果不得不体检，体检出了问题就马上把他们辞退了。好多病人来我们这治了一下，稍微好点就由于私下交易出院了，也不知道彻底好了没有。”李主任说。

　　卫生监管部门有苦衷

　　根据2005年1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职能调整后，卫生部门的职责有了调整，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监督审核，事故调查和处罚，对经营单位进行安全培训这部分工作移交给安全监管部门。

　　中国《职业卫生法》出台后，一直处于动荡的边缘。职业卫生监督工作是归口于卫生局还是归口于安全生产监督总局还不清楚，所以执法有很大的难度。不是下面的人不想干事，而是政府的职能划分不清，“现在卫生局要把这块交出去，但安全生产总局还没准备好接收。”

　　上海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朱俊医生说，现在监督工作暂时还没分过去，所以工作还是要继续。

　　职业卫生监督工作，就是针对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问题，调查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关系，保证劳动者在职业过程中的健康。

　　“现在职业卫生监督人手很少，很难做到每家每户都查到，一个区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多的话四五个人，每个区的企业太多了，不光是铅和正乙烷，还有很多很多。只能拣重点的监管，对他们进行分类管理，接触有毒化学品的要经常检查，接触噪声的可能一两年去一次。” 上海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唐杰说，上海10万家厂，400多万产业工人，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200多万，而真正从事职业卫生监督的只有60多个人，5年都未必查到一次。

　　唐杰说，“有的厂子我们找都找不到，主要依靠乡镇卫生院的防保科下去摸底，把厂家的名单报上来，我们是采取市、区、乡镇的三级防控体系。”

　　中国采取的是企业申报制度，依靠存在危害因素的企业的主动向职业卫生监督部门申报，申报制度毕竟不是许可制度，许多企业存心不申报，也有企业不知道要申报，所以很多企业是监管不到的。

　　“许多中小企业有生意就做做，没生意就关掉。有事情的时候叫农民来做，没事情的时候，农民回家种地，监管他们就很困难，什么时候开工也不通知你。大企业其实自律比较好，中小企业能逃就逃。”唐杰说。

　　从行政管理到法制管理

　　中国涉及职业安全的相关部门是卫生部和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上海是安全生产办公室和卫生局，真正的办事机构是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

　　中国的职业卫生是根据工业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大学毕业就到卫生防疫站工作的王耀祖，已经在职业卫生领域工作45年了。

　　他回忆说，在上世纪50年初的恢复时期，大多数是解放前留下的企业，基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所以需要重点解决对工人的危害问题。到上世纪60年代，上海在4个地方建立工业区:闵行重工业、吴泾化工业、闸北机械工业、高桥石化业，政府从行政上管理职业卫生工作，建立职工的健康检查制度。

　　“其实上海职业卫生系统的技术力量非常强,《职业卫生防治法》编委里面六分之一是来自上海的。”王耀祖几乎参加了中国每一次职业卫生相关法规的制订工作。

　　“全国跟中央，中央看上海”，曾是许多专家对职业卫生工作改革的总结。但是上海在把卫生防疫站改制成职业病院，而后又并入综合医院后，职业病研究没有效益，得不到重视，防、治、研脱节，职业病防治机构萎缩。目前，上海职业卫生的研究水平已经在全国落后。

　　中国从1979年开始起草，1989年公布了《中国尘肺病管理条例》，从行政管理开始过渡到法制管理，2002年颁布的《职业卫生防治法》，被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是一步比较完备的法律。

　　王耀祖说，“令人痛心的是，职业卫生监督的力量和业务水平现在都有严重的倒退。卫生部门重治疗轻预防，2002年公布法之后，宣传、贯彻的力度都不大。职业卫生监督力量也一再被削弱。很多专业的职业病防治医院都被撤掉了。”

　　“现在中国独立的职业病防治院只剩下12家。”已经并入上海肺科医院的上海职业病院中毒科主任孙道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本来中国从80年代开始每年都要公布职业病发病情况，现在也不公布了。仅仅从公布的数字上看，全国尘肺病有50万，还有50万可疑，这100万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尘肺最严重的国家。”王耀祖说。

　　职业卫生的工作主体是企业

　　“我们的业务，主要是为外资企业服务，他们对中国法规的中国特色并不了解，这些境外机构多半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上海欧萨环境资源管理咨询公司主管王小兵说，他的公司最近刚刚获得了职业卫生服务机构资质，可以对生产型企业进行环境健康服务。在他的客户名单上，包括了“安捷伦”、“英特尔”、“瓦锡兰”、“强生”等企业的名字。

　　“在中国出现一种职业病，4万罚款就到顶了，2万罚款，2万给员工，再加上5000块的鉴定费，如果在国外的话，这家厂子肯定是要倒闭的。”王小兵说，中国的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职业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

　　“现在我们的客户以外企为主，因为他们知道靠主动提高生产环境的质量来降低经营的风险。政府的立场是只要不出事，什么都好说，企业的立场是只要政府不找我麻烦，我就不用做。只有到了政府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超过他们改善生产环境的成本时，我们的春天才会来。”王小兵说。

　　在美国，劳工部对职业卫生负总责，它可以直接接受职工的投诉，直接授权相关机构对生产环境进行检测，直接开出巨额罚单，甚至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起诉。所以在美国不重视职业卫生的话，企业倒闭的可能性很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认为职业卫生是政府的事，现在职业卫生法规定，职业卫生的工作主体是企业，开办一家工厂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卫生条件。但是企业没有或没能力完全做好这件事，他们的知识面、经济、技术达不到这个要求。国家应该帮助企业了解法规，职业卫生服务提供单位作为第三方服务于企业和劳动者。

　　蛋糕很诱人，但是很难吃到口

　　王小兵们开始角逐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市场，还远不到成熟的地步。

　　上海化工局职业病防治院朱彩菊医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技术服务市场一片混乱，恶意竞争，评介质量不过关。“就那么几家大公司，大家都去抢，其实这些公司一直是比较正规的，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真正会出问题的地方，大家反而很少去查。”

　　职业卫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现在职业卫生监督人员断层很厉害，30到40岁是一个断层，45到60岁一个断层，只有40-45岁的人稍微多一些，还都做了领导。朱彩菊说，老执法监督员都有严格的要求，每年都要全市统考。然而，现在本科以上，有三年以上从业经验的数来数去就那么十几个人。

　　“现在很多专家都是领导型专家，重管理轻业务，真正制订规范的时候漏洞百出。刚刚出台的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的几个条例可操作性都不强，现在都要修订。”朱彩菊说，“我国的职业病发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机密，这也是为维护国家形象考虑。”

　　朱俊医生说，有时罚也不是办法，重要的还是对企业进行教育和指导。

　　“这么多的企业，你能查到多少家，天天查也查不过来。只能靠他们自己自觉，国外执法没我们那么累，他们守法的话我们就轻松多了，处罚他们也不是办法，证明他们违法对我们来说成本也是很大的。”唐杰科长说。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以前的服务机构是政府,没有形成市场,谁做都没关系,蛋糕就这么大,现在以他们的能力在保护下面能够吃到80%,但是市场一旦放开以后,可能就只能吃到20%。

　　政府把进入市场的条件限制得很死,使得很多人想做但是没有条件进入这个市场。专家认为,政府应该培植、引导和规范市场,让职业卫生服务企业逐步完善自己的能力,职业卫生的主体是企业,让企业拿钱去买这个服务,服务企业也有个发展壮大的过程,而不是设立很高的门槛。

　　职业病歼灭战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权益，就是维护我们的人格和国格”

　　“一般的尘肺，十几、二十几年才发病，可这家榻榻米厂开了不到1年时间就出了一个‘急进性’尘肺，我们到这家厂子一看，粉尘浓度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伸手连五指都看不到。”身材瘦小的国医生，已经年过70，她见过的尘肺病人、中毒病人不计其数。

　　榻榻米是日本家庭必备的卧具，但是用蔺草编织榻榻米的过程污染极大，每到需求旺盛的季节，日本商人就在江浙地区的农村开工生产，再销回日本国内。

　　世界工厂不是世界工地

　　“当时我也去了这家榻榻米厂，厂里面全是灰。”上海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监督科的张蓓蕾医生说，工人们首先要把草条在滑石粉中浸泡，然后烘干，然后再编，一根根的草条弄得粉尘到处都是，工人们浑身都是灰。

　　1996年，《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出来的时候，也对青浦的榻榻米厂进行过调查，当时当地政府还有一些不理解，后来总算解决了。

　　“如果这些厂开到现在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的矽肺爆发出来。”张蓓蕾医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青浦区疾病控制中心蔡金宝医生告诉记者，榻榻米厂的危害太大，在上海加强了职业卫生执法后，现在基本上都关掉了。

　　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王耀祖说，很多职业卫生问题，是针对三资企业的，欧美国家的法规比较健全，他们国家不能做的，往往就拿到我们国家来做，比如石棉，暴露于细小的石棉灰尘和纤维中的工人，容易患石棉肺、肺癌和间皮瘤，再怎么投资都无法解决石棉的危害，但是日本人和青浦武装部合作在青浦生产石棉，卫生部门也无法阻止政府的决定。

　　“以前青浦有一家制鞋厂，根本不让防疫站的人进去，后来我们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一起冲了进去。”王耀祖说，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有一年到浦东唐镇制刷厂去调查，这里专门生产外国人刮胡子抹肥皂用的刷子，往刷子把上涂油漆都是用手工，苯严重超标，而很多工人都是16岁到20岁的小姑娘。

　　“职业卫生的意义，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权益，而这，是维护我们人格和国格的问题。”王耀祖说。

　　职业病防护是加入WTO的承诺

　　每年4、5月是中毒的高峰，博爱医院职业体检科的国医生说，这时候各个企业的生产指标都要提高。5月是“安全月”，在安全检查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事故。每次发生中毒事故，大多数都是工人不按操作规程进行造成的，工人不懂中毒有多么厉害。

　　重要的是新工人进厂要培训，特别是农民工，更要加强培训，社区中也要加强宣传。

　　“发生硫化氢中毒的特别多，硫化氢挥发性强，闪电性地影响人的呼吸中枢，应该先通风，后检测，再下井处理，窨井、造纸厂、污水处理厂、油井都容易产生硫化氢，有一次事故一下子连死了三个人，一个人下去了，不行，下一个不保护好自己就又下去救人，又不行。然后又下去。这样的事其实不能当作英雄事迹来宣传，实际上是无知。”国医生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熊跃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的劳动保护事业的发展，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借鉴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经验(如德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劳动保护主要是针对国营企业尤其是矿山、制造、加工等一系列行业内的企业职工。

　　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保护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一些企业进入市场后，企业盲目追求效益而放松了对劳动保护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安全生产条件和环境不到位。同时，一些合资和独资企业，也出于追求利润的考虑，在生产过程中不注重对企业职工保护，违反安全生产条例和《劳动法》的案件时有发生，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里，事故发生比较频繁，严重影响了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渐趋全球化，同时与市场经济有关的伦理观念也在不同的经济体系里传播。熊跃根认为，市场产品质量的优胜仅仅是企业成功的一部分，产品背后所隐含的社会责任和人权意义也影响到企业的形象与市场竞争的成功，及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郝凤桐说，职业病的防护，也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国的生产成本那么低，就是把劳动者的防护费用变成了利润。”

　　熊跃根说，“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政府在完善经济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政策，而劳动保护就是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熊跃根认为，政府一方面应强化劳动保护法律和管理规定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安全网，为有需要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社会援助。

　　保护劳动力就是保护国家竞争力

　　消灭职业病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理想目标，但是在许多专家看来，短期要做到这一点还比较难，同时有些行业也很难避免职业病的发生。

　　熊跃根建议，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尽可能促使和约束企业建立完善的就业安全与劳动保护环境，使企业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做好相应的健康服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企业自我约束力的增强，职业病也将越来越少。

　　“就业是需要的，但合理的安排非常重要，底线是符合法律的要求。商人追求利润可以，必须有法律法规约束，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护。”周志俊说，比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相对比较高，但他们高收入的背后是长时间的劳动，有的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他们存在精神长期紧张的心理问题、饮食不规则引起消化系统问题，憋小便造成泌尿系统疾患。

　　周志俊说，普通的司机把所有的成本交给公司以后，可能要工作到8-10个小时以后才开始赚钱，这实际上是劳动的组织不合理造成的。但现在劳动力是买方市场，要就业的人多，需要的人少。这就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

　　熊跃根教授说，先进工业国家把就业者的劳动保护权利和公民权利结合在一起，这被法律规定为一种应得的权利。福利国家在医疗事业方面的完善政策确保了市场对高素质劳动力的不断需求，也提高了国家公民的整体素质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国家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对职业病来说，只要接触了跟职业相关的危害因素，就有可能发生职业病，这取决于暴露的程度和个体的差异。正因为发病的因素很清楚，只要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只要重视，只要投入，消灭职业病肯定做得到。” 周志俊说。

　　城市人的新“劳动病”

　　新“劳动病”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还不算职业病，享受不到职业病的相关待遇，然而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的健康

　　“办公室人群工作时间紧，压力大，活动时间少，室内环境差，经常出差，经常坐，经常使用电脑，引起他们身体上，心理上的不适。经常听到高校里，研究人员有过早去世的。”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何丽华老师说。

　　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世界范围内的十大职业病中，肌肉筋骨系统障碍、神经系统障碍和心理障碍分列第三、第七和第十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王生教授说，随着相关法律的完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中毒、矽肺等传统职业病的发病率呈递减趋势，而“白领综合征”等新“职业病”，或者叫新“劳动病”，对健康的危害则日益突出。

　　这些新“劳动病”区别于传统职业病的最重要的地方在于，我们目前的法律还不承认它们是职业病，自然，在新“劳动病”下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也就享受不到治疗职业病的相关待遇。然而，新“劳动病”已经严重威胁到当代人的健康。

　　脆弱的椎间盘

　　“躺在床上那段时间，真是什么都想到了。”赵玉强腰椎的两次发病，一次刚好香港回归，一次刚好海啸，他健康的起伏，总是和国际形势息息相关。

　　他16岁当兵，22岁退伍，退伍以后在国家机关开车，开了不到一年，就瘫痪了。“那次我开车过一座桥，感觉颠了一下，然后右腿就麻了。”医生说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需要动手术，手术后，医生把他椎间盘上突出的部分去掉了，他的病好了几年。

　　病好了，强子不光开车，还教人太极拳，还收集古玩瓷器，还卖煤。

　　“去年冬天我去看卸煤，地上有点冰，我滑了两下，没摔倒，回到家打了个喷嚏，然后左腿就不能动了。”再一次发病更重，“脚越是想抬，越是往下掉。”

　　上海龙华医院骨伤科主任施杞教授说，现在全国椎间盘有毛病的人将近2个亿，占总人口的13.9%，此病多见于40岁以上患者，目前有迅速年轻化的趋势。50岁以上的人一半以上、65岁以上的人全部椎间盘有病变，像强子这样的职业驾驶员，颈椎、腰椎都经常发病。“腰椎有病的人80%颈椎有病，颈椎有病的人80%腰椎有病，都跟椎间盘的退化有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主任赖在文教授说，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使用电脑、驾车、高枕、睡软床等诸多因素，使人长时间保持单一姿势，肌肉韧带疲劳，从而加速了颈、腰椎疾病的发生。同时，饮食结构的改变及体重增加，也会加剧疾病的发生。

　　头颈劳损、头颈风寒、咽喉炎，都可能导致颈椎病，所以演员、化工厂工人，吸烟者这些容易患咽喉炎的人容易得颈椎病，而经常低头作业的电脑工作者、财会工作者患颈椎病的最多。

　　施杞教授的病人，多数看上去很正常，却都带着一大堆X光片。他给他们看病，除了看片子，就是捏他们脖子，看他们的舌苔、喉咙，检查他们的膝跳反射。

　　他说，尽管很多人的颈椎、腰椎病跟职业有关，但是真要算职业病还很难界定，“中国人吸烟、打麻将都可能会产生颈椎病。”

　　新“劳动病”大都是城市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的“职业病”大都出现在城里。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蓝领工人普遍认为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较差，肉眼看上去灰很多，味道不好闻，但实际上看上去“清洁的”环境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医院这个工作环境里，也存在着SARS病毒感染问题、肝炎、HIV等血缘性感染问题，针头对护士的皮肤损伤以及带来的生物性感染问题。

　　再比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里，教师、科研人员长期接触有毒化学药品，但接触量非常低、成分较多。比如解剖老师总是接触甲醛，而甲醛是肯定的动物致癌物。比如牙医，他们的汞吸收很高，虽不至于中毒，他们血液中汞的浓度都比一般人高。

　　所以职业卫生在每个行业里都需要注意，要给予足够关心。还有写字楼中的白领，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的微小气候里，他们的腰背痛、颈椎疾病，其实有很大问题。

　　北京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从1996年到1998年连续3年对电信行业、电视台、报社激光照排车间的电脑作业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30%左右的被调查者不同程度患有颈肩腕综合征，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使用键盘时身体被迫适应操作需要，引起骨骼肌系统的疲劳损伤。60%左右的被调查者由于经常注视荧光屏，导致眼肌高度紧张，长期疲劳，出现视力下降。

　　中国记协维权委曾对全国8省16市的新闻工作者权益保障进行了调研，在问卷调查中发现颈椎病等骨学疾病是新闻工作者易患的五种常见病之一。

　　1998年-2001年期间,海军青岛疗养院理疗科对青岛市102 位口腔医师的颈椎病发病情况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的102位口腔医师中,被确诊为颈椎病81人,其余21人属颈部椎间隙炎症水肿或慢性劳损。口腔医师工作中长时间处于过度前屈的强直体位,是导致颈椎病的重要发病原因。

　　腰背痛算不算职业病

　　“美国的职业病名单里把腰背痛、肌肉骨骼损伤、心血管疾病类，经过职业史的确诊后，可以得到相关的补偿，而我国只注重危害特别大的、受害人数少的职业病，像尘肺、噪声、中毒等。”何丽华教授说。

　　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科郝凤桐主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实行的是法定职业病的政策，我们诊断一个病是不是职业病只能在政府框架内来做，可以享受职业病的待遇，法定职业病是政府行为。

　　“比如说，矽肺算常见职业病，而肺癌不算职业病，但是矽肺的致癌率很高，有国外的研究，说二氧化硅本身就是致癌物。是矽肺的话可以走工伤保险，但是矽肺造成的癌症、肿瘤的治疗，只能走医保，政府不给买单。虽然是两种病，我们认为是一回事，但政府不认可，我们有时也就把矽肺造成的肺癌诊断成矽肺，让患者可以享受职业病的待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熊跃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中国，法律规定了115种职业病，这由中国卫生体系和政府行政管理所决定的。而国外先进国家对于职业病的诊断与分类一般是由医学会或医生协会等专业组织来认定的，是一种专业行为。而在我国却是一种政府认定的行政行为，所以政府对职业病诊断的干预就比较多。因此，在职业病类别化后，政府和相关部门就只在管辖和认定的范围内负责任。

　　郝大夫认为，因为职业活动造成的危害很多，这种因果关系也很清楚，但是具体到职业病认定，也跟经济发达程度有关，“钱多的话，国家就可以多承担一些责任，现在范围还不可能划得太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说，“法定的职业病和科学意义上的职业病要区分开，法定的职业病我们国家有个目录，不在目录里面都不算，但是从科学意义上来讲，只要是职业因素引起的疾病，都应该包括在这里面。所以科学意义上职业病的概念比法律意义上的职业病要广得多。职业危害存在于每个地方，不过是性质、程度不同而已。”周志俊说。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德学对我国职业病危害的趋势分析，“我国职业病危害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转移，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职业病危害分布越来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