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留守儿童有心理健康问题

　　带着孩子进城去，何尝不是农民们的梦想。安徽的陈金枝在北京干保洁已有17年，她和从事家装的丈夫在北京市六环边上的一个村里租房，一双儿女留在老家由父母照管。他们说，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给孩子上学。但如果带着孩子来，能有地方上学吗?

　　国家也曾有过激励性的政策。2010年，教育部曾发文鼓励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政策规定，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接收“以流入地管理为主”，“以流入地公立学校接收为主”。

　　但这条政策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外来务工者若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5份证明文件。这一点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袁桂林说，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对什么是“为主”没作硬性规定，不少学校就设置一些“软障碍”。“学校招收流动人口子女作为生源可以得到财政划拨的教育经费，但学校的隐性收费如赞助费、春游收费、卖校服等种种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对家长来说，上学虽说是免费，可也负担不起。”

　　公办学校大门难开，有人租房办起了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民办学校没什么门槛，尽管条件差，却总算为进城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可去的地方。可是2011年，一些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先后接到了政府下发的停办通知。这个决策初衷是“改善流动人口受教育环境”。因为这些学校“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大多数办学条件简陋，校舍、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关闭的初衷不无道理。在公益组织主办的一次项目中，人们看见，“公立学校的孩子明显健康活泼，会玩玩具，乐于交流。民办学校的孩子大多站在那里，不会玩，也不怎么说话，表现木讷”。

　　如果是为了改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环境，民办学校理应与公办学校对接。但2011年那次关停之后，孩子们的分流和安置工作并没有跟上，一些公办学校以“教育资源难以承载”为由，不再接受流动儿童。很多孩子无学可上。

　　而且，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希望。一个在北京打工17年的安徽籍保洁员不愿让孩子来北京读书，一个特别的理由是：“安徽籍的孩子总要回省高考，北京的课程比安徽简单多了，在这儿学习，孩子回去能跟上吗?”

　　问题在这里又回到了原点。袁桂林说，“要解决高考的指挥棒问题，最终避不开户籍制度，而这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

　　亲情如何传递

　　有人说留守儿童是“城市化的孤儿”。但是城市并没有忘记他们，总还是有人愿意尽力尝试。

　　有人用钱物和新颖的办法，表达对农民工子女们实实在在的关爱。一些项目和活动征集了新衣服、新文具、新书籍、新玩具和充满爱意的手工艺品，通过爱心拍卖筹钱捐赠，同时还征集“爱心妈妈”、“代理家长”，或者让农民工免费与孩子打“亲情电话”，表达社会的拳拳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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